汪晖、市场与中国社会民主主义中的国家

今天，共产主义泛亚洲主义的主要推动者是汪晖。他是一位杰出的中国思想家，忠于毛主义遗产，但在经济问题上则是一名社会民主主义者。汪晖坚持认为，我们今天所见证的并不是市场的结果，而是市场被扭曲的结果：“反对垄断化和霸道的市场暴政，不能简单等同于‘反对’市场的斗争，因为这种社会抵抗本身就包含着争取市场公平竞争和经济民主的努力。”回想一下哈贝马斯关于扭曲交往的概念（之所以扭曲，是因为压迫和支配的语言外权力关系）。汪晖似乎暗含着一种被扭曲的市场竞争与交换的概念——这种扭曲源于政治、文化和社会条件的外部压力：

经济运动总是嵌入在政治、文化和其他社会条件之中，因此，为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而奋斗，并不等于摆脱国家政治制度、社会习俗以及任何调节机制。恰恰相反，完善市场条件的目的在于改革、限制并扩展这些制度，以创造公平互动的社会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争取社会正义和公平市场竞争的斗争，不能等同于反对国家干预。它毋宁说需要社会主义民主，即通过社会对国家的民主控制，防止国家成为国内垄断和跨国垄断的保护者。

在这里，人们应当毫不羞耻地保持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汪晖低估了市场关系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会颠覆其自身的“公平性”，并趋向于剥削和破坏稳定的过度扩张。因此，汪晖似乎是在攻击一个稻草人：究竟有谁严肃地声称经济运动并不嵌入政治、文化等之中？即便是“新自由主义”的奠基人物玛格丽特·撒切尔，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坚持认为，她所推行的经济措施只是改变整个社会政治问题的第一步，甚至要改变我们对人性的理解：“经济问题从来不是从经济开始的。它们有更深的根源——在人性和政治之中。它们也不会止于经济。”这就是为什么撒切尔明确地将她的政治奠基于哲学之上：“我们反对国有化、支持私人企业的哲学理由，是因为我们相信经济进步来自非凡男女的创造力、能力、决心和开拓精神。”因此，撒切尔赞扬中小企业，反对大型企业垄断。她也相信自己的责任是“防止国家成为国内垄断和跨国垄断的保护者”。甚至习近平也会同意这一点：他的新一轮改革并不是反对邓小平；他的目标是新的大型企业垄断。

然而，当汪晖声称我们应当“通过社会对国家的民主控制，防止国家成为国内垄断和跨国垄断的保护者”时，我们应当补充说，如果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那么它从未真正存在过。我们能严肃地声称，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对国家拥有民主控制吗？可以，但有一个条件：我们必须假定社会与（共产党）党之间存在同一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说党代表人民控制国家，但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可以确定并不存在社会对党的民主控制。

这并不一定是一个负面特征：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支持这样一种说法，即中国之所以避免了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那种混乱的解体，是因为邓小平的经济自由化没有屈服于放弃共产党、将权力移交给西方式多党民主的诱惑。汪晖倡导社会民主主义，但附带一个前提：它应当扎根于亚洲文明传统，并作为一种人民高度参与的社会秩序发挥作用。沿着这一思路，汪晖拒绝那种认为毛泽东与邓小平追求相互对立的政治选择、而习近平不过代表着对毛主义强硬路线的（有限）回归的说法。相反，他认为，他们都是一个连续的解放进程的一部分；这一进程始于孙中山，延续到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并在近年体现在中国试图与台湾统一的努力之中。狭隘的西方视角错失了这一关键点，只在这一过程中看到“西方自由民主”与共产主义“极权主义”之间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