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亚主义、反帝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心态

结论： 泛亚主义的问题

2023年4月6日，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一次采访中，维克托·布特——一名国际军火商，因参与美国与俄罗斯之间以篮球明星布里特妮·格里纳为对象的换囚事件而登上新闻头条——告诉记者，他曾给特朗普发去一封电报，敦促他为安全起见逃往俄罗斯。“他在那里［美国］很可能会被直接清除。因此，我认为，为了全人类的最大利益，尤其是为了全体美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应该邀请唐纳德·特朗普来到这里，来到俄罗斯，在这里为他提供安全和保护，使他领导这场反对全球主义者的起义；最重要的是，不让美国人民被清除。”这个提议听起来或许荒诞不经，但它所设想的当今俄罗斯与特朗普式民粹主义之间的直接联盟（在他们共同的“反对全球主义者的起义”中结盟），正是在效仿俄罗斯的意识形态工程——创造一个新的多极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甚至连那些支配全球秩序的国家中的人民也将获得解放。回想一下特朗普的口号“美国优先！”他在简短评论为何在贾迈勒·卡舒吉于伊斯坦布尔惨遭谋杀后没有对沙特阿拉伯施加更大压力时，也使用了这一口号。特朗普的论证是，沙特阿拉伯向美国提供了特别低价的石油，所以谁还在乎沙特政治秩序的特殊性呢。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转往俄罗斯“符合全人类的最大利益，尤其符合全体美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也是防止“美国人民被统治中的全球主义者清除”的唯一办法。因此，当普京说“美国除了支配之外，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世界”时，他是在攻击作为全球力量的美国，而这个美国同时也在剥削大多数美国人民（特朗普便是替他们发声的人）。奉行“美国优先！”政策的美国将完全符合普京的愿景。2022年10月27日，在讨论俱乐部的年度演讲中，普京批评了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并呼吁不结盟世界中的其他国家加入俄罗斯，共同建设一个新的多极世界：“多极世界中的真正民主首先预设了任何民族、任何社会、任何文明都有可能选择自己的道路、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如果美国、欧盟国家拥有这种权利，那么亚洲国家、伊斯兰国家、波斯湾君主国以及其他大陆的国家当然也同样拥有这种权利。”从抽象意义上看，这些主张也许听起来颇有说服力。民主并不只是一个国家内部政治生活的一种形式；它只有在每个国家都有权自由选择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时才可能发挥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每个国家都应当把自身利益置于首位。2023年3月21日，普京与习近平在莫斯科会晤时，他们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的会晤“显示了两国致力于创造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在这种秩序中，美国不再是全球舞台上一切事件的仲裁者”。但是，比如说，伊朗的抗议又该如何看待？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对西方民主和人权的诉求也可以作为真实抗议的标志——抗议者可以使用这种诉求，即便他们的行动丝毫不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然而，不能说中国是在倡导俄罗斯版的新世界秩序。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推动另一个工程，即所谓的泛亚主义。

泛亚主义在十九世纪末兴起，是对西方帝国主义、支配和剥削的反应。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以拒斥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复杂的经济与政治解放工程。它有许多不同的色彩，但其主要成分是反（西方）帝国主义，即认为亚洲不必遵循西方的进步道路（也就是说，它可以挪用自身的前现代传统，以一种甚至比西方更具活力的方式来组织自己的工业现代化）。维伦·穆尔蒂提出了对泛亚主义的黑格尔式解读。黑格尔将亚洲视为一种实体性秩序的领域，其中没有自由主体性的空间；而革命的亚洲理论家则提出了一个新的黑格尔式三元结构：西方提供了抽象的个人主义，它否定亚洲的实体性秩序并导致社会解体，因此，只有在一种新的集体能动性中对西方个人主义主体性进行“扬弃”（Aufhebung，或创造性超越），才能产生新的自由。因而，我们灾难性处境的一种可能解决方案，并不在于西方自由，而在于对欧洲主体性的亚洲式激进化。然而，难道我们没有在日本的军事化和殖民扩张中看到这种新的激进化集体主体性的第一个模型吗？这种主体性难道不也同样完美地契合法西斯主义吗？穆尔蒂本人指出，泛亚主义在其社会主义版本和法西斯主义版本之间摇摆（这两者往往并没有清晰区分）。

我们不应忘记，“反帝国主义”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是一个无辜的口号：日本和德国法西斯分子都经常使用它，把自己塑造成抵抗美国、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的捍卫者。即使是进步泛亚主义的英雄孙中山，也偶尔表达过对初生的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同情，显然更倾向于它，而非自由主义；他认为自由主义不适合亚洲的处境。在中国，十九世纪的文学与哲学改革让位于孙中山的反马克思主义发展型民族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与孙中山革命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似性，源于二者共同具有的反应性与发展型民族主义。即便在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这一倾向也依然可以辨认出来。A. 詹姆斯·格雷戈提出了一个论点，即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适合被归类为“当代法西斯主义的一种变体”。诚然，拉丁美洲激进左翼的一部分人将其目标定义为回归古代印加共同体，但这同样是一种“回到未来”的计划，正是普京及其集团今日试图在俄罗斯（以及其周边）实施的计划。

对于那些希望继续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泛亚主义者来说，主要参照点是马克思写给维拉·查苏利奇的信；在信中，马克思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俄罗斯的集体所有制农场可以不绕道经过资本主义的去集体化，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然而，对马克思而言，这类情况只是例外：只有资本主义才创造出无产者，即“无实体的主体性”意义上的无产者，也就是一种能够重新占有被异化的社会实体的革命力量。前现代的农民共同体只有在无产者的政治权力开启社会化农业的可能性时，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没有无产阶级权力，农民就无法直接进入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