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欲望、同意与性解放的僵局

此外，仅仅因为一个女人没有满足一个男人（不正当的）性欲，就让她为他的自杀负责，同时又在她若满足了这种欲望时责备她，这就赋予了女性（至少是那些被认为“有吸引力”的女性）一种非凡的权力，把男性贬低为无助的傀儡。为什么不责怪那个十六岁的男孩无法抵抗自己的欲望？这个可怕故事中真正的父权时刻还在于，女人的性欲从未被提及。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她也渴望与那个年轻男孩有一场冒险，但由于对丈夫的忠诚而被禁止这样做呢？许多人称赞她的这种忠诚，但同样的标准适用于她的丈夫吗？她的姐姐强调她什么也没做，但如果她按照我们一无所知的欲望去做了什么呢？用粗俗的话来说，她因为拒绝背叛丈夫而遭到殴打和强奸。讽刺的是，她被追究责任，正是因为她没有同意婚外骚扰。这种颠倒的变态逻辑，正是父权伦理隐藏的真相。我们现在难道不是处在围绕AOC男友在佛罗里达裸露腿部所引发冲突的另一端吗？与新德里发生的事情相比，AOC的佛罗里达之行难道不显得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吗？是的，但有某种东西把这两个案例联系在一起：仔细观察，它们都挑战了自然而然呈现出来的显而易见的叙述。科尔特斯对AOC的批评以及她的回应，不仅揭示了新右翼隐藏的男性沙文主义逻辑，也暴露了自由左翼性观念中的不一致。印度的这桩丑闻并不只是“原始”父权传统主义的结果：它只能发生在当今传统主义与现代性混杂的环境中。只有在这样的混合之中，一个女人才可能被视为拥有非凡的力量，使男人成为她无助的受害者，同时又被剥夺了她自身的欲望。因此应当得出的结论是，尽管父权制以及其他形式的女性压迫（即便以虚假的“宽容”为伪装）应当受到无情的审视和惩罚，性仍然是一团大乱。它依赖于规则以及对规则的编码化违反，因此不可能被完全规制；我们必须学会与它疯狂的悖论共处。我们永远无法确信我们的干预会产生什么后果（无论其用意多么良好）。2022年1月，伦敦皇家歌剧院宣布，它正在“咨询伊塔·奥布莱恩——一位亲密关系协调员，负责确保演员在此类场景中感到舒适——为凯蒂·米切尔的新制作《狄奥多拉》提供协助……‘每天都要有同意。某一天你也许同意并且非常乐意嘴唇贴嘴唇地接吻，但后来你长了唇疱疹，于是这就不再合适了。所以你要探索这个时刻的意义，以及讲述同一个故事的不同方式，’她说。”104 虽然人们应当支持反对任何形式骚扰的斗争，但这则声明中的某些细节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首先，为什么又一次（隐含地）把女性简化为骚扰的受害者？其次，显然有些场景中，扮演强奸或暴力的受害者可能会使演员受到创伤，但一个人如何能够在银幕或舞台上演绎一个残酷场景而不感到不适？第三，所举的例子（“某一天你也许同意并且非常乐意嘴唇贴嘴唇地接吻，但后来你长了唇疱疹，于是这就不再合适了”）荒谬地显而易见，而且与骚扰毫无关系。相反，它通过把唇疱疹与比如触碰女演员乳房放在同一个系列中，给整个论证投下了一种奇怪的光。第四，“亲密关系协调员”这个术语本身听起来（也确实）不祥。在这条路的尽头潜伏着一个问题：即便一对伴侣独处并亲密相处，但不确定该如何互动时，他们是否也应聘请一位亲密关系协调员？支撑对此类协调员需求的，是一种试图控制和规制性的绝望努力。克里斯蒂亚娜·阿尔贝蒂把#MeToo对语言的审查描述为一种反对阳具式雄性的立场，但阳具（在拉康意义上）真的代表雄性吗？105 许多#MeToo干预的目标，是由性关系和权力关系所发明的语言游戏中不一致的混乱。简言之，#MeToo运动的控制，是一种试图通过最为“男性化”的总体化控制与规制程序来净化语言的尝试。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对男性阳具宇宙的批判本身，是如何以阳具式的方式展开的。所以让我以一个较轻松的例子作结，这是发生在我一位哲学家朋友身上的误会。他的一名女学生在课后开玩笑地对他说：“如果你私下把这一切都给我讲清楚，你就可以和我上床！”他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向她解释了这些问题，但没有发生性关系，声称如果把讲解作为换取性的报酬，那就等同于性剥削。然而后来，他从她的朋友那里得知，她非但没有被他的诚实打动，反而对他怒不可遏——她是真的想要性，她只是以玩笑的方式提到他必须支付的代价，以避免直接要求性所带来的粗俗。所以，再一次，如果女性并不只是男性掠食者的受害者，而也能够微妙地挑逗他们呢？她们为什么不该这样做？为什么她们只能是同意或不同意的被动接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