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苏联解体的替代方案与勃兰特轶事

随着邓小平的改革，中国人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几乎相反的道路。在经济领域（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在文化领域），通常被理解为共产主义的东西被抛弃了，通向西方式自由化的大门被大大打开（私有财产、追求利润、享乐主义的个人主义等等）；然而，党仍然维持着其意识形态—政治霸权——这并不是指教义上的正统性（在官方话语中，儒家关于“和谐社会”的提法实际上取代了任何对共产主义的提及），而是指维持共产党作为中国稳定与繁荣的唯一保证的无条件政治霸权。

这就要求对关于中国历史的意识形态话语进行严密监控和规制，尤其是对近两个世纪历史的话语。对中国近代史的叙述是多样的。它包括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屈辱，而这种屈辱直到1949年共产党胜利才告终，并由此得出结论：爱国就是支持党的统治。当历史被赋予这样的合法化作用时，它就无法容忍任何实质性的自我批判。中国人从戈尔巴乔夫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对“奠基性罪行”的充分承认只会使整个制度崩溃。因此，这些罪行必须继续被否认。

诚然，一些毛主义的“过度行为”和“错误”已经受到谴责（例如“大跃进”及其后毁灭性的饥荒，以及“文化大革命”），而邓小平对毛泽东作用的评价（七分功、三分过）也被确立为官方公式。但这种评价作为一种形式上的结论发挥作用，使任何进一步阐述都显得多余。即便毛泽东有三成是错误的，这一承认所产生的全部象征性冲击也会被中和。他仍将作为民族的奠基之父受到颂扬——遗体安放在纪念堂中，形象印在每一张钞票上。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一个明显的恋物式否认案例。尽管我们非常清楚毛泽东犯过错误并造成了巨大苦难，但他的形象仍被神奇地保持为不受这些事实玷污。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共产党人可以二者兼得：经济自由化带来的激进变化，与此前同样的党统治的延续结合在一起。

我关于戈尔巴乔夫最悲伤的记忆，是20世纪90年代在德国流传的一则传闻。谁知道它是否真实，但 se non è vero, è ben trovato（“即便不是真的，也说中了要点”）。据说在失去权力后访问柏林时，戈尔巴乔夫试图突然拜访前总理维利·勃兰特。

然而，当他（带着警卫）走近勃兰特的住所并按响门铃时，勃兰特拒绝见他。后来，勃兰特向一位朋友解释了原因：他从未原谅戈尔巴乔夫允许共产主义阵营解体；这并不是因为勃兰特是苏联共产主义的秘密信徒，而是因为他很清楚，共产主义阵营的消失也意味着西欧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的消失。也就是说，勃兰特知道，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在存在一种严肃的替代方案的威胁时，才愿意向工人和穷人作出重大让步；这种替代方案是一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承诺给予工人他们的权利。为了维持其合法性，资本主义必须展示它即便对工人和穷人也运作得更好；而一旦这种替代方案消失，就可以着手拆除福利国家。正在持续的全球危机清楚地要求激进的社会变革。然而，如果我们想要复兴一种真正不同的共产主义愿景，就必须建立在一种完全不同于戈尔巴乔夫（以及列宁）所设想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