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国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对国家的需求

此外，还应提到中国的现象级大片《长津湖》，它歌颂了1950年中国在其领土之外（朝鲜战争中）的干预。也许即便在今天，全球资本主义仍需要民族国家。中国如今正在为拥抱资本主义经济付出代价——人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来控制经济并维系社会凝聚。使事情进一步复杂化的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也在升级。俄罗斯正在释放信号，表明它计划入侵乌克兰，而两场攻击（针对台湾和乌克兰）似乎是协调一致的。俄罗斯希望西方无法维持一场双线战争。然而，我们并不是采取一种简单的反华、反俄立场——拜登正在延续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战，寄望于维持美国对新数字媒体的近乎垄断；而西方也破坏了前苏联主权国家不得加入北约的协议。双方都在进行一场极其危险的博弈。在今天的条件下，赢得一场战争意味着什么，最恰当地可由CNN一篇关于叙利亚的报道标题来描述：“阿萨德总统赢得了战争，却失去了他的国家。”81 阿兰·巴迪欧写道，未来战争的轮廓已经勾勒出来：一方是美国及其西方—日本同伙，另一方是中国和俄罗斯，到处都是原子武器。我们不能不想起列宁的话：“要么革命阻止战争，要么战争引发革命。”这就是我们可以如何界定未来政治工作的最高抱负：历史上第一次，第一种假设——革命将阻止战争——应当实现，而不是第二种假设——战争将引发革命。事实上，第二种假设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于俄国实现，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于中国实现。但代价何其巨大！而长期后果又何其深远！82 可是，我们甚至如何想象一种能够阻止即将到来的战争的革命呢？让我们继续谈巴迪欧及其格言mieux vaut un désastre qu’un désêtre（宁要灾难——一个事件的灾难性结果——也不要在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宇宙中无事件地苟存）。这句格言的来源是朱利安·格拉克的《对岸》（原题：Le Rivage des Syrtes），这部小说讲述了奥尔森纳，一个作为意大利虚构替身的国家，由同名的古老而颓废的城市统治；在过去三百年里，它一直与法尔盖斯坦——海峡以南的野蛮沙漠国家——处于悬置的战争状态。奥尔森纳的领导层决定挑起一场与法尔盖斯坦的公开战争，以打破颓废冷漠的魔咒，让真实的生活回到奥尔森纳，尽管他们知道这场战争将导致奥尔森纳的毁灭。其背后的存在主义困境是：什么更值得欲求，是充满微小满足的惰性生活（根本不是真正的生活），还是承担一种可能以灾难告终的风险？但格拉克的例子难道不是具有误导性吗？奥尔森纳那种享乐主义的非存在社会是一种虚假状态，它遮蔽了深层的社会对立，而与法尔盖斯坦的战争这一伪事件则加剧了这种遮蔽。因此，这里有三个项，而不是两个：事件（它可能以灾难告终）、伪事件（法西斯主义，或在此例中，战争），以及非存在的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生命政治，即对动物—人的生命进行调控。今天的困难在于如何区分第一种与第二种，因为它们往往共享许多特征。即使我们同意“mieux vaut un désastre qu’un désêtre”这一公式，那么“mieux vaut un pseudo-événement qu’un désêtre”（宁要伪事件，也不要非存在）又如何呢？一个法西斯主义的“事件”也比资本主义的无事件苟存更好吗？在这里，巴迪欧正行走在危险的边缘，有时会混淆二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巴迪欧以一种类似格拉克的方式写道，在后南斯拉夫战争中，米洛舍维奇的胜利在政治上会比反对他的力量获胜更有趣，这显然是把一种民族主义伪事件置于无事件的生活之上。对我们来说，关键在于辨别原教旨主义伪事件（为民族事业而动员）与真实事件（为社会正义、反对全球变暖等而斗争）。做到这一点相当容易：伪事件按定义是排斥性的，是对自身国家、族群或宗教身份的激情捍卫；而真实事件按定义则是普遍性的。当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爆发短暂战争时，我记得亚美尼亚方面的一篇报道，其中一名士兵说：“我们有疫情，但现在我们在为我们的国家而战，所以我们应该忘记疫情，专注于战争！”这番话让我非常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