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资本主义成功与毛主义遗产

共产主义是威权资本主义吗？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在上海举行。十二名男子聚集在法租界的一栋别墅里；法租界当时（如今也是）是这座城市最富裕的地区。今天，中国共产党拥有九千多万名党员，它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历史。其发展的主要阶段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末，毛泽东掌握领导权，并将党的重心从城市工人转向贫苦农民；20世纪30年代中期，长征虽然是一次撤退，却在党与中国各地人民之间建立了联系；1949年，革命取得胜利；从1958年到1975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试图强行推动快速的经济与社会变革，但以失败告终，并造成数百万人死亡；从1978年毛泽东去世后开始，邓小平在党继续实行政治控制的前提下向资本主义开放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当这种经济自由化催生出民主化的政治诉求时，天安门镇压重新确立了党的控制。

近几十年来的中国，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功故事之一——数亿人摆脱贫困，进入中产阶级生活。中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20世纪的左翼，是由其反对现代性的两种基本倾向来界定的：资本的统治，及其咄咄逼人的个人主义和异化动力；以及威权—官僚式国家权力。而我们在今天的中国看到的，恰恰是这两种特征以极端形式结合在一起：一个强大的威权国家，伴随着狂野的资本主义动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今天本应拥有最有效率的社会主义形式。中国当局继续以数十万册的规模重印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但如果你认真对待这些文本并付诸行动，就像一些年轻学生试图组织工人反抗国家权力滥用时所做的那样，你就会被逮捕。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阻止工人组织起来抵抗资本——这是一种绝妙的精神分裂式处境。

讽刺之处在于，对马克思而言，共产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之时，这意味着共产主义只能通过（突然或渐进地）脱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走向社会化经济的进程来确保。邓小平的“改革”则把马克思倒转过来，主张在某个时点必须回到资本主义，以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成为可能。

多年前，一位与邓小平女儿有联系的中国社会理论家给我讲过一个有趣的轶事。邓小平临终时，一名追随者去看望他，并问他认为自己最伟大的作为是什么。这位助手预料到会听到通常的答案，即他会提到自己所开创的经济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发展。令他们惊讶的是，他回答说：“不，是当领导层决定开放经济时，我抵制住了诱惑，没有一路走到底，把政治生活也开放为多党民主。”据一些消息来源说，这种一路走到底的倾向在党内某些圈子中很强，而维持党的控制这一决定绝非命中注定。

我们应当抵制自由主义的诱惑，不要幻想如果中国也开放为政治民主，其经济进步会更加迅速。倘若政治民主会产生新的不稳定和紧张，从而阻碍经济进步呢？倘若这种（资本主义的）进步只有在一个由强大威权力量主导的社会中才可行呢？回想一下关于近代早期英格兰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命题：让政治权力留给贵族、把经济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也许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某种同构的事情。让政治权力留给共产党，符合新资本家的利益；共产党是资本主义利益的最佳保护者。

看起来，在文化大革命与邓小平改革之间，中国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然而，在毛主义者持续的自我革命化、反对国家结构僵化的斗争，与资本主义固有动力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结构同构。在这里，人们不禁想套用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双关语：“抢劫一家银行，与创办一家新银行相比算什么？”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暴力和破坏性爆发，与真正的文化革命相比又算什么？后者是资本主义再生产所必需的、对一切生活形式的持续瓦解。

今天，大跃进的悲剧正在以迅速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大跃进这一喜剧形式重演。旧口号“每个村庄都建起炼铁炉”重新出现为“每条街道都建起摩天楼”。或者，用一种残酷讽刺的说法，毛主义清洗中对敌人的清算，让位于市场销售中的清仓处理（“一切都必须售出！”）。

一些天真的左翼人士声称，正是文化大革命以及总体上的毛主义遗产，构成了对无约束资本主义的制衡，防止其最恶劣的过度行为，并维持最低限度的社会团结。然而，如果事实恰恰相反呢？如果文化大革命以其对过去传统的残酷抹除，正是为资本主义爆发创造条件的那次“震荡”呢？如果娜奥米·克莱因必须把中国加入她那份国家名单之中——在这些国家里，自然、军事或社会灾难为新一轮资本主义爆发扫清了场地呢？历史的至高讽刺因此在于，正是毛本人通过撕裂传统社会的肌理，创造了快速资本主义发展的意识形态条件。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向人民，尤其是年轻人，发出了什么号召？“不要等别人告诉你该做什么，你们有造反的权利！所以要独立思考、独立行动，摧毁文物，揭发并攻击的不仅是你们的长辈，还有政府和党的官员！扫除压迫性的国家机器，把自己组织成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