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球陨落》与自然的去自然化

让我承认一个令我有些羞愧的嗜好，为此我几乎遭到了所有朋友的鄙视：我相当喜欢罗兰·艾默里奇的《月球陨落》。影片的前提是，我们的月球是一座人工巨型结构，由人类的祖先建造——他们在技术上比今天的后代更为先进——用以调节地球上的生命，并在地球上繁衍人类。这些祖先曾遭到失控人工智能（AI）的追杀，而这种人工智能变得过于强大。

我在影片中觉得有趣的两个特征是：（1）构成整个人类历史的冲突，并不是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冲突，而是两股人工智能之间的冲突；（2）我们自发地感知为巨大自然物体的东西被去自然化了——月球崎岖不平的表面只是一层面具，旨在欺骗人类，并掩盖其内部复杂的机器。

如果我们把这个前提普遍化，用于我们对自然的理解，会怎样？最“自然”的特征（自发性、混沌等等）反而是一种欺骗性的表象，掩盖着一台机器。最新生物遗传学发现的教训正在于此：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自然本身化为乌有。生物遗传学的科学突破所带来的主要后果，就是自然的终结。一旦我们知道了自然的构造规则，自然有机体就会转化为可以被操控的对象。自然，无论是人的还是非人的，因而被“去实体化”了，被剥夺了其不可穿透的厚重性，被剥夺了海德格尔所谓的“大地”。这迫使我们对弗洛伊德的题名 Unbehagen in der Kultur 赋予一种新的转折，该题名可译为“文化中的不满、不安”。随着最新的发展，不满从文化转移到了自然本身。自然不再是我们生活中“自然的”、可靠的、“厚重的”背景；它如今显现为一种脆弱的机制，随时都可能爆发为灾难。

这里至关重要的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通过把人还原为又一个其属性可以被操控的自然对象，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人性，而是自然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弗朗西斯·福山是对的：人类依赖于某种“人性”的观念，将其视为我们所继承之物——我们出生/被抛入其中的、在我们自身之中或作为我们自身的一种不可穿透的维度。悖论在于，只有在存在不可穿透的非人自然（海德格尔的“大地”）的限度内，人才存在。通向基因组的路径开启了生物遗传干预的前景；随之而来的是，物种可以自由地改变/重新定义自身及其自身坐标。这一前景实际上把人类从有限物种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从其对“自私基因”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然而，这种终极自由（遗传自我重构的自由）与终极的不自由相重合：我被还原为一个可以被无休止地重新塑造的对象。

在这里，我们来到《月球陨落》的另一个有趣特征（它使影片得以模糊自然去自然化的激进含义）：支撑故事的冲突，是两种人工智能之间的斗争，而二者都作为具有主动意志和意图的实体行动。由此失去的，是一种我们不得不称之为自然的彻底愚蠢的东西。自然以愚蠢的方式对我们（人类）的困境漠不关心，而阴谋论的目标恰恰在于遮蔽这种愚蠢，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中所看到的那样。

《月球陨落》最终颂扬了阴谋论者 K. C. 豪斯曼，他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尽管他完全被排除在官方学术领域之外。为了拯救世界，豪斯曼与一名声名狼藉的宇航员以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负责人（由哈莉·贝瑞饰演）联手，后者也对关于正在发生之事的官方版本心存疑虑。在这里，事情出现了近乎弗洛伊德式的转折。影片结尾，宇航员和 NASA 负责人决定再给彼此一次机会，重新组成一对伴侣，但为了让这一切发生，豪斯曼必须牺牲自己，死在月球的怀抱中，以终结那个坏的人工智能。豪斯曼这样做，是为了打动他的母亲，向她证明自己能够做成一件真正伟大的事。最后，他们在月球的善的人工智能的虚拟空间中永远结合在一起。因此，这对伴侣只能通过豪斯曼自我抹除式的牺牲而产生——如果没有那个沉迷于乱伦纽带的主体的牺牲，就不可能有幸福的伴侣。我们还得知，豪斯曼的自我牺牲与原初“善的”人工智能的自我牺牲是同一种自我牺牲，后者抹除了自己作为实际行动者的存在，以使生命能够在地球上繁荣。我们已深陷于牺牲神学之中：人类将自身的存在归功于一种超自然智能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