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荷美女战士》与达荷美历史的遮蔽

《女国王》与达荷美历史的遮蔽

真实历史的这一部分，当然在电影中被遮蔽了，被一些虚构的场景掩盖起来：娜尼斯卡抗议奴隶贸易，甚至让国王承诺将废除它。这样一来，《达荷美女战士》的“女性主义”恰好契合了西方自由主义上层阶级的女性主义。达荷美的亚马逊女战士就像今天的#MeToo女性主义者：她们可以非常严厉地谴责一切形式的二元逻辑和父权制，甚至谴责我们日常语言中的种族主义痕迹，但她们也非常小心，不去真正扰乱今天以全球资本主义形式存在的“奴隶贸易”，而这正是持续存在的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现实基础。关于奴隶制的通常讨论还应补充两点。第一，白人奴隶贩子几乎没有踏上非洲土地：奴隶是由像达荷美王国这样的特权集团送到他们手中的，达荷美王国会外出劫掠奴隶，并把他们交给白人商人。哪怕只是短暂参观一下加纳首都阿克拉的殖民博物馆，这一点也会显得十分清楚。第二，奴隶贸易不仅在西非广泛存在，在东非也同样如此，在那里阿拉伯人也奴役了数百万人，而且奴隶制持续的时间更长。请记住，沙特阿拉伯直到1962年才禁止奴隶制，而奴隶制的观念如今还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复兴。穆罕默德·库特卜——更为人所知的赛义德·库特卜的兄弟和推广者——曾大力为伊斯兰奴隶制辩护，反驳西方批评，并告诉他的听众：“伊斯兰给予奴隶精神上的解放”，而且“在伊斯兰早期，奴隶被提升到一种高贵的人性状态，这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是前所未见的。”66 他把欧洲存在的通奸、卖淫和随意性行为——他称之为“那种最可憎的兽性形式”——同他所谓的“伊斯兰中把女仆［即女奴］与其主人联结起来的那种洁净而精神性的纽带”加以对比。近年来，一些保守的萨拉菲学者在二十世纪早些时候穆斯林国家禁止奴隶制、使这一议题“关闭”之后，又对奴隶制问题进行了“重新开启”。2003年，沙特阿拉伯最高宗教机构“高级教士委员会”成员谢赫·萨利赫·法乌赞发布了一项教令，声称：“奴隶制是伊斯兰的一部分。”2016年，在回答关于把雅兹迪妇女作为性奴的问题时，法乌赞重申，“在战争中奴役妇女在伊斯兰中并不被禁止”，并补充说，那些禁止奴役的人要么是“无知者”，要么是“异教徒”。当然，这绝不妨碍穆斯林民族的解放潜能。如今（2022年9月）在伊朗发生的事情——所谓的玛莎·阿米尼抗议——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这场蔓延到数十座城市的抗议于2022年9月16日在德黑兰开始，是对阿米尼之死的反应。阿米尼是一名二十二岁的库尔德裔女性，死于警方拘押期间。她因佩戴“不合适”的头巾而被逮捕，随后遭到伊朗伊斯兰“道德警察”——即指导巡逻队——殴打致死。这些抗议把不同的斗争（反对压迫女性、反对宗教压迫、争取政治自由并反对国家恐怖）结合成了有机统一体。伊朗并非发达西方的一部分，因此，Zan, Zendegi, Azadi（“女性、生命、自由”，抗议口号）与西方国家的#MeToo运动非常不同。伊朗的抗议动员了数百万普通女性，并且直接与所有人的斗争相联系，包括男性在内——其中没有西方女性主义中常见的反男性倾向。女性和男性共同参与其中；敌人是由国家恐怖支持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参与“女性、生命、自由”的男性知道，争取女性权利的斗争也是争取他们自身自由的斗争。对女性的压迫并不是一个特殊案例，它只是弥漫整个社会的压迫最为可见的时刻。那些并非库尔德人的抗议者也看到，对库尔德人的压迫限制了他们自身的自由——与库尔德人团结一致，是伊朗通往自由的唯一道路。此外，抗议者清楚地看到，宗教原教旨主义只有在赤裸裸的国家权力或道德警察的支持下才能维持掌权。他们能够看到，一个需要残酷的道德警察来维持自身的政权，背叛了它用来为自身合法化的真实宗教经验。因此，伊朗的抗议实现了西方左翼只能梦想的事情。它们避开了西方中产阶级女性主义的陷阱，把争取女性自由的斗争直接同女性和男性反对族群压迫、反对宗教原教旨主义、反对国家恐怖的斗争联系起来。伊朗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是发达西方世界等待着我们的事情；在那里，政治暴力、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对女性的压迫正在日益增长。西方无权把伊朗视为一个只需追赶我们的国家。伊朗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一剂西方式的政治正确！西方必须向伊朗学习，因为我们很快就会在美国、波兰、俄罗斯以及许多其他国家需要类似的运动。无论抗议的即时结果如何，关键在于让运动保持活力，组织起社会网络；即使国家压迫暂时获胜，这些网络也会继续进行地下工作，并为新的爆发奠定基础。仅仅对伊朗抗议者表达同情或团结是不够的：他们并不在远方，并不与我们相隔甚远，也不是某种不同的异域文化的一部分。所有关于文化特殊性的空谈（它们常被反动势力用来为宗教和族群压迫辩护）如今都已毫无意义。我们可以立刻看到，伊朗的斗争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斗争。今天，我们不需要像特拉斯或娜尼斯卡这样的女性国王；我们需要女性动员我们所有人，为“W

女性、生命、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