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塔尔》：取消文化、历史变迁与类型转向

对《塔尔》的主流解读是：它呈现了一个政治正确、支持取消文化的怪物，而她因残酷剥削身边的人而付出了应得的代价。问题在于，我们沿着这个方向能走多远：莉迪亚是天生吞噬一切的怪物，还是因为她受到了从巴赫到马勒这一欧洲伟大传统中男性顺性别异性恋作曲家和指挥家的影响，才变成这样？在另一个极端，有些影评人认为这部电影是对取消文化的毁灭性批判，并因此拒斥它。例如，理查德·布罗迪将《塔尔》描述为“一部倒退的电影，尖刻地瞄准所谓取消文化，并嘲讽所谓身份政治”，指责影片以一种“保守且狭隘”的美学进行“保守派式的煽动”，未能“形成戏剧统一性”。顺便说一句，对我而言，恰恰是这种戏剧统一性的缺失，这种类型规则的混合，使影片变得有趣。还有一些影评人同样认为影片针对的是取消文化，但他们赞同影片的立场。乔治·埃德尔曼写道，影片中有“远不止面包屑般的线索引导我们得出结论：通过取消文化，我们正在取消文化本身”，并且“最后一个画面强烈暗示，被放上砧板的正是文化本身”。但随后，埃德尔曼本人又通过引入历史变迁的前景，使这一强烈论断相对化：或者说，文化是否只是在演化？而莉迪亚·塔尔在影片开头对一名年轻茱莉亚学院学生的残酷击倒，是否只是一个过分沉迷于这门技艺精英性质的人……忽视了新的现代流行版本也有其自身价值……而她最终将不得不依赖这种价值。你可以用几种不同方式解读《塔尔》，这正是它真正的馈赠。

这种对历史变迁的提及回避了真正的问题：当然存在变化，今天我们不可能继续像巴赫那样作曲，甚至也不能像马勒那样作曲，但这一事实是否以任何方式影响他们音乐的绝对伟大与天才？人们不能不赞同上一段引文的最后一句：我们可以以不同方式解读《塔尔》。那么，让我们转向对这部电影的另一种解读：按照这种解读，在塔尔堕落并逃离那条狗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包括那条狗的幻象）都是她的幻觉。丹·科伊斯写道，影片最后一幕具有“诡异性”，其中有超自然元素以及暗示——不只是暗示，还有那些宏大而宽泛的“宣告”：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许多东西，可能只是发生在莉迪亚·塔尔的脑海里。乔·伯恩斯坦进一步给出了一个非常中肯的界定：“一种关于个人蒙羞的幻觉或梦境，而治疗理论告诉我们，这种东西在秘密中是令人愉悦的。”下一步（也是最后一步）则是把莉迪亚幻觉的内容投射回外部现实，如此我们便进入了鬼故事的超自然领域：把《塔尔》的“情节”按字面理解是一个错误。在影片相当长的段落中，我们已经离开了现实主义的领域，并牢牢处在超自然世界之中。《塔尔》并不真正是一部关于取消文化的电影。《塔尔》是一种鬼故事，在其中，我们如此深地嵌入莉迪亚·塔尔的心理之中，以至于银幕上出现的几乎一切都可以被质疑。当然，那个鬼魂就是克里斯塔·泰勒，莉迪亚昔日的门生；莉迪亚被指控曾与她发生关系，而我们也知道，莉迪亚急着删除的那些电子邮件显示，她曾使克里斯塔在指挥工作上遭到封杀。甚至在克里斯塔自杀身亡之前，她就已经萦绕在莉迪亚身边。

人们不禁注意到，圆圈由此闭合了：莉迪亚是一个被受害者幽灵纠缠的怪物。从一种类型或主题向另一种类型或主题的转移（纪实报道、父权传统与取消文化之间的社会风俗冲突、莉迪亚内在腐朽的心理剧、对她幻觉的直接呈现、鬼故事）也影响了叙事模式。影片开头，关于古典音乐“严肃”主题的冗长（甚至过于冗长）谈话和即兴发挥，模仿了一种纪录片或传记式的方法，给人一种印象：即使《塔尔》不是纪录片，它也必定是在讲述一个真实人物。影片开头，我们看到亚当·戈普尼克（一个真实人物，为《纽约客》做访谈）在纽约客艺术节上采访莉迪亚，他只是扮演自己。

这种从半纪录片到哥特虚构的复杂移动，将视差增殖为四个版本，越来越向下深入莉迪亚人格的黑暗隐秘之处。这种转向似乎传达了莱纳·玛利亚·里尔克一个世纪前在《杜伊诺哀歌》中所表达的教诲：因为美无非是恐怖的开端，我们几乎无法承受，而它之所以令我们惊异，是因为它安详地不屑于毁灭我们。每一个天使都是可怕的。59 然而，人们应当注意到，《塔尔》忽视了栖居于美的核心之中的这种恐怖，并将对立简化为艺术作品的崇高之美与其作者黑暗的一面（残酷、操纵、剥削）之间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