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共同语言与权力的淫秽阴暗面

我还记得青年时代在20世纪70年代的共产主义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另一起审查事件。当时，玛蒂娜·纳芙拉蒂洛娃是世界顶尖网球选手。她已移民西方，并因此成了“非人”，甚至在捷克体育媒体那里也是如此。当纳芙拉蒂洛娃进入一项国际锦标赛半决赛时，一家捷克体育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却甚至没有提到她的名字。标题表明锦标赛中有四名选手，他们列出了其中三人，却把纳芙拉蒂洛娃完全省略了。尽管这种审查既怪异又原始，它却遵循某种逻辑：它并不只是遮蔽真相，因为标题中的不一致指向了那个被排除的第四个名字；这个名字因此以“缺席的方式在场”（用结构主义术语来说）。

这种审查的结构类似于拉康所谓的“大学话语”：知识充当着当今占主导地位的犬儒话语的行动者。38 这种知识的对象就是拉康所谓的objet a：被幻想出来的秘密对象，在美国攻击伊拉克和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情形中，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话语的“产物”则是那个被假定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我们的行动者（吸毒成瘾的新纳粹乌克兰领导层）。但这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执念之真相在于，一个偏执的主人（美国领导层、普京及其圈子）编造出了这个对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媒体常常报道说，冲突双方说着不同的语言：不存在共同的世界，存在一种“俄罗斯真理”和一种“欧洲真理”，正如杜金所说。与这种盛行的教条相反，我认为乌克兰战争完全符合拉康关于（象征性）交流的公式：在成功的交流中，我以倒置且真实的形式收到我自己的信息。我说了某些话，但我并未意识到其真实含义——只有从对我的信息所产生的灾难性反应中，我才意识到我的信息真正意味着什么。比如说，我以人道主义理由干预一个国家，但对我干预的暴力抵抗表明，我的真实目标是支配这个国家。从入侵伊拉克中，美国了解到关于干预的真相：伊拉克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伊朗影响。它比萨达姆统治时期更像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女性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也更低。美国还从俄罗斯那里迟迟收到了一份它自身战争罪行的副本。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应当因一次《60分钟》采访而被记住，当时采访者莱斯利·斯塔尔问她，50万伊拉克儿童的死亡是否“值得”。奥尔布赖特回答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但我们认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39 希拉里·克林顿在选举前针对伯尼·桑德斯的竞选活动，在奥尔布赖特为克林顿助选时达到了最低点，她说：“地狱里有一个特殊的位置留给那些不帮助彼此的女人！”（意思是：投票给桑德斯而不是克林顿的女人。）也许我们应该修改一下这句话：地狱里有一个特殊的位置留给那些女人（和男人），他们认为50万儿童死亡是一次毁掉一个国家的军事干预可以承受的代价，同时又在国内全心全意支持女性权利和同性恋权利……奥尔布赖特的这句话，难道不比特朗普所有性别歧视的陈词滥调都更加无限地淫秽和下流吗？如果以那些使我们能够宣布普京为战争罪犯的标准来衡量，奥尔布赖特难道不也是至少同等地位的战争罪犯吗？俄罗斯也是如此。杜金在2022年的一次讲座中说，对乌克兰的攻击是俄罗斯为让自己的信息在西方被听见而作出的绝望尝试。在二十年徒劳地试图以和平方式被听见、被认真对待之后，战争成了留给俄罗斯的唯一途径。是的，俄罗斯的信息被听见了，但它收到的回信是：北约和欧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一致地反对俄罗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声称不存在独立的乌克兰民族，声称他们属于同一个庞大的族裔和文化群体；而结果——至少在此刻——是乌克兰身份认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许多乌克兰人憎恨俄罗斯人，不想与他们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