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厄运与右翼对列宁主义的挪用

在《西方在战争中：论自由主义心灵的自我封闭》中，哲学家鲍里斯·布登通过一个看似天真的问题来切入乌克兰战争——然而，这种天真之所以显得天真，本身正是全球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取得胜利的结果：

今天谈论革命难道不荒谬吗？这个概念难道不是已经彻底声名狼藉了吗？事实上，这正是自由主义心灵最伟大的意识形态成就之一。

今天在乌克兰这场血腥戏剧中缺失的，是革命的理念。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怀念列宁——一个从根本上挑战两种规范性身份集团冲突背后的二元逻辑的人物。

……我们的想象力必须重新夺回快速而激进变革的理念——这是我们生存的条件。

随后，布登勾勒出这对于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可能意味着什么：

今天俄罗斯需要的不是一场据称能让一切恢复正常的政变。它需要一场革命——一场列宁主义的革命，带有真正的革命暴力，不仅要把普京及其小集团赶下台（他理应得到与尼古拉二世相同的命运），还要摧毁他的整个寡头裙带资本主义体系，剥夺那些犯罪的剥夺者，并号召全世界受压迫者加入斗争。

但这恰恰是西方最害怕的。支撑普京的议会寡头制度，连同其威权和暴力特征，并不是俄罗斯独有的发明。它是今天最能服务全球统治阶级利益的制度。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地右翼圈子中有如此多人同情普京。如果普京死去，另一个人会继续扛起他的旗帜，不仅在俄罗斯，也会在世界许多其他地方，包括西方。

布登以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结束他的愿景，并给出了唯一恰当的回答：“这听起来太乌托邦了吗？也许是，但已经没有时间留给别的东西了。除非我们重新夺回激进而迅速变革的乌托邦愿景，否则我们注定毁灭。”

我认为他在这两点上都是对的，而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我把这些话读成一个三段论：（1）革命选项是乌托邦式的；（2）已经没有时间留给别的东西了；所以，（3）我们注定毁灭。近代史中最残酷、最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布登所想象的场景——一群暴力革命者冲入权力中心——唯一的实例发生在2021年1月6日。一群特朗普支持者否认民主总统选举的结果，闯入了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大厦。他们认为这次选举不合法，是企业精英组织的一场盗窃（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对的！）。左翼自由主义者的反应是着迷与恐惧交织。他们在谴责“普通”人闯入神圣权力中心、制造出一场暂时悬置我们公共生活规则的狂欢时，也夹杂着一点嫉妒。

如今，埃隆·马斯克——一个右翼建制派版本的阿桑奇——正以类似的方式发布“推特文件”，就像过去的民众抗议转变为特朗普式对国会的攻击一样——我们从阿桑奇走向马斯克。以下是一位马斯克支持者的评论：“雕像被推倒。对真实和虚构的思想罪进行羞辱性的放弃。马克思主义正被灌输给孩子们，以带回波尔布特。而这就是为什么你收购推特的工作可能是避免种族灭绝和内战的最后方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民粹右翼通过一场对权力中心的民众攻击，偷走了左翼对现有制度的抵抗？我们唯一的选择，难道只能是在被腐败精英控制的议会选举与被民粹右翼控制的起义之间二选一吗？

难怪新民粹右翼的意识形态家史蒂夫·班农公开宣称自己是“21世纪的右翼列宁主义者”：

班农的白宫冒险只是漫长旅程中的一个阶段——革命—民粹主义语言、战术和策略从左翼迁移到右翼。据报道，班农曾说：“我是列宁主义者。列宁……想要摧毁国家，而这也是我的目标。我想让一切崩塌，摧毁今天所有的建制派。”

尽管班农嘲讽大公司，认为它们借助国家机器控制并剥削普通美国工人，但他对右翼雇用臭名昭著的剑桥分析公司（一家数据分析公司），利用最复杂的人工智能来确保特朗普在2016年获胜，却毫无异议。这个事实的价值不止是轶闻性的：它标志着另类右翼民粹主义的空洞性，后者不得不依赖最新技术进步来维持其受欢迎的乡巴佬式吸引力。但它也标志着整个体系的脆弱性，这个体系需要民粹动员带来的冲击才能生存。这种对立面的重合（技术操控与民粹主义）建立在对第三者的排除之上：即那个在理性审议之后作出决定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体。

所以，是的，我们注定毁灭。没有清晰的出路，但我们应始终牢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更加注定毁灭，正接近其末日般的终结。当我们任由一台不可战胜的全球资本主义机器摆布时，绝望并不属于我们；绝望就在这台机器的核心之中。在现有全球体系的坐标之内，我们没有希望。

那么回到布登。我们必须从激进变革的角度来思考——而为了感知这种变革的轮廓，我们不应害怕重新学习过去的教训。这里有一个令人惊讶的例子：黑格尔最后发表的文本，即1831年的论文《论英国改革法案》，其中他警示一种可能的社会历史倒退，至少在英国如此。通常，这篇文本被视为黑格尔反民主的警告，反对议会选举——反对从等级团体秩序转向个体在普遍秩序中的直接参与；在前一种秩序中，个人只有通过其在某一特定等级中的角色，才参与社会整体。然而，正如哲学家阿德里安·约翰斯顿所指出的，仔细考察则使我们能够提出一种不同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