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领导风格——一种共生关系

AI与领导风格——一种共生关系

亨利·福特、弗拉基米尔·列宁和史蒂夫·乔布斯，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曼莫汉·辛格和纳伦德拉·莫迪，这些领导风格迥异的人，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使用AI吗？在我们的语境中，本书的三位作者也有不同的领导风格，即便在今天也以不同方式使用AI。加内什倾向于领导多个多元化团队，更注重充分授权与支持，而非监督，他把AI作为参考工具，用来获得对任何主题更广泛的视角。乌玛则更像一位注重细节的管理者，她广泛使用AI来支持自己的研究，并预测在不同情境和背景下可能出现的问题。普里扬卡把AI作为写作的支持系统，也用它在采访前进行前期研究。我们都觉得AI有用，但使用模式各不相同，程度也不一样。

我们在本书前文已经讨论过历史学家兼作家尤瓦尔·诺亚·赫拉利的观点，以及他对AI落入像列宁这样偏执型领导者手中可能导致人类遭到定向毁灭的担忧。无论是国家的独裁者、宗教团体的领袖，还是拥有大量追随者的社会工作者，毫无疑问，恶意使用AI都可能产生不良影响。宗教团体领袖可以基于AI对社交媒体帖子的扫描，识别出信众中对其价值观有所保留的成员，并有针对性地努力消除他们的疑虑，使他们完全皈依。另一方面，算法也有积极影响。

例如，社会工作者可以利用AI识别社区中可能被剥夺权益的成员，并确保社会企业提供的服务能够触及该地理区域或群体。社交媒体算法可以帮助志同道合的人建立联系，培养归属感，并形成有意义的互动。通过个性化推荐，它们帮助人们发现或偶然接触到可能感兴趣的主题和议题。

就领导风格而言，每一种风格都会发现AI中不同的方面值得探索和利用，以设计其信息并调整其风格。一位强势的专制型领导者会更多地把AI作为了解客户偏好的工具，而并不真正关心自己的风格对团队或组织产生的任何负面影响。一位民主型领导者可能更倾向于广泛地把AI作为副驾驶，并通过恰当的提示，让它为自己的工作提供可用的指导。一位教练型领导者会利用AI与团队成员协作，并调整建议以适应个人的学习风格。那些习惯于践行情境领导、能够根据不同情境灵活调整风格并以不同方式回应和领导的领导者，将能够利用AI预测每种风格的反应，并为每种情境选择合适的回应或行动。AI的使用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我们如何理解它、如何部署它，都需要大量的实验、学习和未来应用！

以双重智能引领

“人在回路中”作为AI成功部署的必要条件，在许多情况下，是一种防御机制，用以回应人们对AGI和ASI未来席卷商业与社会的担忧，以及对就业前景的真实恐慌。确实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所有平凡且重复性的工作——可以说远超当前服务业岗位的一半——都被AI接管；而更大数量的制造业岗位则被机器人技术、自动化以及边缘AI的广泛扩展所消除。AI的部署能够加速大型流程工厂中的预防性和纠正性行动，从而大幅提升工厂的运行时间和产出能力。分析工作以及向最终决策者提供可行动洞察的任务，很可能由机器学习和AI赋能的预测性与规范性分析以更好、更快、更低成本的方式完成。

领导者如何以真正的双重智能精神设计新的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从而利用技术力量并实现“数量级”上的卓越成果？随着AI代理通过实验和仿真接管各种任务并实现目标，团队结构、角色和汇报关系都必须被重新思考。关注人类特有的能力将是恰当的，包括情商、基于软数据的情境设定，以及运用决策经验来指导未来决策。

随着代理的激增，人类也必须被鼓励和培训以不断进化，同时需要建立框架，使人类能够把目标实现委托给技术，并创建反馈回路，以促成优化决策。权力动态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不仅存在于人与代理之间，也存在于组织中由AI赋能的人与人之间。这些同样是需要有效领导来评估、发展并实施解决方案的问题。团队和个人必须被分配并接受提示工程方面的培训，以及承担更复杂的角色；与此同时，所有可预测的、标准化的分析和执行任务则交由代理完成。

在一个设计良好的双重智能机构中，领导者的风格还将包括为人类智能群体创造新的增长前景。这些增长机会包括为流程和团队制定新的愿景，并建设由创新和某种预见力赋能的愿景共同体。